1966年5月，时任福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培善正忙于东南沿海的战备工作中国股票配资网上，他刚刚率军区宣传、新闻部门深入福建前线的青屿岛，总结基层连队建设经验，撰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青屿四连加强连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经验》的长篇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随后在《解放军报》刊登，向全军推广。
不久以后，“运动”爆发，全国陷入混乱。1967年3月，周恩来亲自指示刘培善前往江西，处理南昌、赣州等地对立派别的激烈武斗。刘培善深知此行任务艰巨，且可能引火烧身，但他出于对周恩来的尊重和信赖，毅然赴赣。
刘培善到江西后，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激进派绑架了。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刘培善异常冷静，他指示随行部队人员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能发一枪一弹。这次事件后，与刘培善一同被绑架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被送往北京，而他则继续在复杂局势中艰难斡旋。
1967年5月至6月，刘培善在北京参加由主持的处理江西、福建问题的会议。陈伯达在会上将厦门的一派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派”“保皇派”，并将驻厦门的第31军指为其“黑后台”。刘培善当即据理力争：“把那么多群众打成反革命，还给部队扣上‘黑后台’的帽子，怎能安民心稳军心？”陈伯达听后大怒，和刘培善争得面红耳赤。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派中央调查组赴厦门调查，最终否定了陈伯达的结论。
1967年9月，刘培善再次奉周恩来的指示返回福州，努力平息当地愈演愈烈的武斗，他常常废寝忘食，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武斗现场，耐心说服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家人曾劝刘培善注意安全和身体，他却说：“这是总理所托，我应该为总理分忧。保国护民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天职，我不能退缩！”
然而，局势的发展已非个人努力所能扭转。1967年11月，中央决定将福建两派组织的头头召集到北京办学习班，以期实现“大联合”。学习班筹备期间，周恩来曾多次电话告知刘培善不要来京参加，但另一方面，却有人以组织的名义催促他赴京。最终刘培善选择服从组织安排，于1967年11月下旬前往北京，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程。
1968年4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福州军区的追随者趁刘培善在北京参加学习班之机，背着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法组织人员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诬蔑刘培善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叛变过，是“党内的走资派”“贺龙的黑爪牙”，并给他罗织了“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乱党夺权”等罪名。随后刘培善遭到非法关押和残酷批斗，他被扯掉领章，扯断头发，遭受拳打脚踢，甚至被封锁了与周恩来的电话。
面对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残，刘培善铁骨铮铮，宁折不弯。但长时间的折磨最终击垮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1968年5月8日深夜，刘培善在北京某部的锅炉房中，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6岁。
毛泽东在得知刘培善自杀后，愤怒地作出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这个批示表达了他对刘培善自杀事件的反思和对相关情况的指责。
5月16日，周恩来召集福州军区在京党委常委及陆海空三军负责人开会，代表中共中央严肃批评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刘培善的事件。周恩来在会上对刘培善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他指出：“刘培善同志是个老红军，坚持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很顽强的，他为革命献出了一生，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会议宣布刘培善定为革命烈士，其家属、子女享受烈属的一切待遇，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78年5月，在刘培善逝世10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福州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刘培善同志问题的结论》，为他彻底平反昭雪。结论中写道：“刘培善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立场坚定，英勇作战，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光明磊落，为加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一生。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我军的优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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